刘纲纪：谈李泽厚

……

在学术上，我跟李泽厚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响

记者：美学热中，李泽厚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学者。后来我们读到您跟李泽厚合作的《中国美学史》，这本书并没有写完……

刘纲纪：我跟李泽厚是北大员工，他高我两级。一起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编写。我们是老朋友。他的思想比较敏锐，经常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看法。他很早就写《孔子再评价》，还请示胡乔木能不能发表，胡乔木说可以才发表的。但是，李泽厚有些观点我也不完全赞同。有些想法在逻辑上不够周密，还有一些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我也写过文章批评他，也比较直率。但是，他的才华确实是很不错的。学术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是很肯定他的。

记者：是怎么跟李泽厚合作起来的呢？

刘纲纪：我其实早就有写作《中国美学史》的想法。在1979年还是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选题。刚好李泽厚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选题。我当时认为不可能同时上两个一样的项目，我主张合起来搞，我承诺只写一部分。但我写了若干部分之后，李泽厚也没有征求我同意，就宣布说此书由李泽厚、刘纲纪主编。李泽厚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一般他认为不行的人，他是不大搭理的，但他始终认为刘纲纪还不错。他给我的信里面也说，“环顾海内，非公莫属。”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总之很多高帽子。这本书一直写到南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下来了。现在看这部书，还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讲中国美学的，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记者：您的经历跟李泽厚不一样。这个会不会导致你们在学术和思想上会有一些差异？

刘纲纪：确实，我是1950年，我的家乡解放后，我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小的时候，正好是国共合作，很多文化人流亡到我们那里，我当时在一些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活动，同时也参加了很多文艺活动，对音乐、美术、诗歌都很有兴趣。我父亲是一个很小的地主，他买了一点点田，自己也种。凡是靠近自己家寨子的田都是自己种，我中午跟他送饭，我对中国农民的勤劳、善良、纯朴、坚强，很有认识。后来我到湖北农村下放，又再一次感受并印证了这一点。这些对我的思想都很有影响。我入团后，解放军很快就把我作为培养对象，成为安顺中学的员工会副主席。有一个解放军还借《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给我看。我还跟解放军一起到石板房去参加清匪反霸。我对解放军认识很深，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真的是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的。这些都不是从书本上获得的，是亲身感受。我从1950年家乡解放开始，就确立了一个信念，拥护共产党领导，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个信念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学术上，我跟李泽厚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响。

记者：您认为这本《中国美学史》在学术方面有哪些贡献？

刘纲纪：比如说对道家的评价很高。过去说道家是滑头哲学。但我们认为，儒道是中国的两个思想源头，而且儒道互补。道家在美学上的见解是非常高明的。另外，中西比较，讲出了中国美学的很多特色，都是我们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出来的。你现在去看可能会觉得不行，但在当时这样的观点还是很新颖的。我们有些人老是讲学术创新，但是，创新离不开继承，前人的思想贡献是要去了解的，否则你怎么创新呢？

……

（摘自：《“搞学术就要开明，还要自信”—— 美学家刘纲纪访谈录》，《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