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

一

陈修斋先生（1921-1993年）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莱布尼茨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在数十年的哲员工涯中，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博识强记，孜孜不倦，善于博采众长，长于开拓创新，在我国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巨大贡献，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

“陈修斋先生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西方哲学史的团队建设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2]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史著作和哲学史教材。他参加编译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至今还是我国西方哲学史工作者的必读书。60年代初，他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选编、组译和审校了多卷本《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近300万字，是我国解放后第一套大型当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80年代初期，他与杨祖陶教授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西方哲学史教材之一，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80年代中期，他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我国在该领域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莱布尼茨哲学研究领域，他不仅翻译了《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一种）、《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和《新系统及其说明》，指导翻译了《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而且还在其去世后不久即出版了《莱布尼茨》这部由华人写出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学术专著，受到普遍好评，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然而，陈修斋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我国当代卓越的亚里士多德专家和哲学思想家、陈修斋先生生前挚友汪子嵩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非常中肯地指出：“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3]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因为陈修斋先生“不但从纵的方面”研究哲学史，而且“又从横的方面”研究哲学史，“将当代哲学家争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理性和经验、思维和存在、一般和个别、身心关系，以致真理标准等等，一一作了细致的剖析，为我们展开了哲学史的复杂画面”。[4]这也就是说，在汪子嵩先生看来，陈修斋先生对哲学史所进行的不仅是“史”的研究，而且还是一种“论”的研究。他还举例说，陈修斋先生在其于1986年写的《莱布尼茨论人的个体性和自由》中，就不仅“系统地论述了莱布尼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说明它对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自由和必然’问题上的发展”，而且还说明了“它在欧洲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5]他给出的第二条理由在于，陈修斋先生的哲学观点虽然“主要体现在他的哲学史论文中”，但是他还是有一些“专门论述哲学理论的文章”（尽管这类文章“很少”）。汪子嵩先生特别提到了陈修斋先生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如果说陈修斋先生在他的大量的哲学史论文中所讨论的是“理性和经验”、“思维和存在”、“一般和个别”、“自由和必然”这样一些比较根本的“哲学问题”，那么，他在这篇论文中所讨论的则是哲学之为哲学的问题或哲学问题之为哲学问题的问题，亦即所谓“元哲学”问题。[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有关唁电中不仅明确肯认了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而且还明确地肯认了陈修斋先生在“哲学其他领域”的成就，说“他在哲学其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的成就也是十分优秀的”。[7]就中也就蕴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只不过，相形之下，汪子嵩先生的上述评价更其具体也更其中肯些罢了。

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罗素在谈到哲学史研究的两种模式时，曾经扼要地指出：“哲学史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可以设置两种稍有差异的目标，其中第一种主要是历史的，而第二种则主要是哲学的。”[8]而罗素本人，一如他自己所说，在对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中，所采取的主要是一条“哲学”的路线。而且事实上，他也正是在对莱布尼茨“主谓词逻辑”的研究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数理逻辑思想和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思想的。十分凑巧的是，陈修斋先生与罗素一样都是著名的莱布尼茨哲学专家，[9]其稍有差异的地方在于：罗素在哲学史研究和莱布尼茨研究中采取的是一种单向度的“哲学”路线，而陈修斋先生采取的则是一条多向度的“哲学”与“历史”兼容的研究路线。而且，在陈修斋先生这里，一如汪子嵩先生所指出的，哲学史研究的“哲学”路线（即“横向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历史”路线（即“纵向研究”）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或交织在一起的，而陈修斋先生对元哲学问题的思考也正是从这种结合点或交织点上生发出来的。我国清代著名史学家龚自珍在其名著《尊史》中曾精辟地阐述过“史”“论”（即他所谓“道”）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善出”和“善入”之说。他强调说：“入则道，出则史。”又说：“不善出者，必无至情高论”，“不善入者，非实录”。他的这些话同样也适用于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陈修斋先生的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由于坚持了“因史成论”和“史论结合”的治学原则，从而一方面使他的哲学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实录”性质，另一方面又使他的有关哲学论述具有明显的“至情高论”的气象，一方面使他能够跻身于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史家之列，另一方面又使他跻身于我国当代优秀的哲学家之列。我们纪念陈修斋先生，首先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就当是像他这样的一种集哲学史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品性，由他本人典型地体现出来的既“善出”又“善入”、融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于一炉的治学风格和方法论原则。

二

然而，陈修斋先生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这样一种治哲学和哲学史的高明的方法或窍门，也不仅仅是他的非凡的哲学事业和哲学成就，更为重要的还有他那与其哲学成就和哲学方法相互辉映的让了解他的人不能不敬重他的崇高的哲学人格。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三章在谈到“敬重”这种人类的道德情感时曾经指出：“一个人也能够成为我所钟爱、恐惧、惊羡甚至惊异的对象。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成了我所敬重的对象。他的诙谐有趣，他的勇敢绝伦，他的臂力过人，他的位重权高，都能拿这一类情操灌注在我心中，不过我的内心对他总不起敬重之感。芳泰奈尔说，‘在贵人面前，我的身子虽然鞠躬，而我的内心却不鞠躬。’我可以还补充一句说：如果我亲眼见到一个寒微平民品节端正，自愧不如，那末，我的内心也要向他致敬。”康德还进而追溯人类这种道德感情的根源，指出：“这个根源只能是使人类超越自己（作为感性世界的一部分）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人格，也就是摆脱了全部自然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10]在我们与认识陈修斋先生的学者谈到陈修斋先生的为人时，绝大多数都是怀着极其敬重的心情谈论先生的。这一点从我们所编写的这个集子看，也是相当明显的。而他们之所以敬重陈修斋，最根本的也正在于陈修斋先生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哲员工涯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摆脱了全部自然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的哲学人格。

陈修斋先生，如他自己所说，是在1942年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听了贺麟先生的哲学讲演、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和“伦理学”课程，从此“迷上”了哲学，立志将哲学当作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从而在1945年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毕业前夕，当贺麟先生向他发出召唤时，他便“立刻就回信表示同意”，甘愿放弃外交官这个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诱人的职业”，而到编译会这个“清水衙门”“坐冷板凳”。陈修斋先生的挚友王太庆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非常敬重地写道：“他是比我早两年毕业的学长，原来是学外交的，却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前程从重庆跑到昆明来搞哲学。这只是因为他爱哲学。我原来没有想别的出路就选择了哲学，不如他从别的道路上经过思考终于转到哲学上。”这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陈修斋之所以值得敬重，乃在于他在选择职业时完全摆脱了世俗偏见的“自然机械作用”，仅仅从他对哲学的挚爱出发“独立而自由”地选择了这项事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道路。

当人们回忆起陈修斋先生时，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他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所参与的那场要不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争论。陈修斋先生无疑是那种争论中最耀眼的一颗哲学新星。他不仅早在1956年春天，就与贺麟先生一起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在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而且还在会后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出了《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在谈到陈修斋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的作为时，汪子嵩先生由衷地写道：“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明修斋性格的一个典型方面――他的耿直性，有话总要说出来，凡遇到他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总要争辩到底。……在长期‘只许批判，不许辩护’的情况下，许多人的发言还是有保留的，并没有直抒己见，而批评方面却依旧气势汹汹。在会上，修斋的观点和贺先生的观点一起成为批评的靶子，而且批评者还是当时理论界的权威；可是修斋并不为其所屈，在会后（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暴风雨的前夕了）还要继续撰文，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反驳对他的批评。这在当时确实是使朋友们为他捏一把汗的。”[11]在另一篇文章中，汪子嵩先生甚至以更为敬重的口气写道：“修斋和我是同龄人，我们又同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哲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哲学史。50年代初，我们过去学的这一套成为批判的对象。对于那场批判，最初为我们是自愿积极地参加的；但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疑问也就慢慢升起：这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两千多年的，对人类思想产生过这样重大影响的文化遗产，是可以用那样简单的教条，以无限上纲上线的方式，批判得掉的吗？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