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平

每当拿到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亲笔题赠的著作时，心头总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这种厚重不在篇幅，而在学术。当我自己在做学问的时候，经常感到先生就在背后看着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想为老师写点什么，但总是忙这忙那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在杨先生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即将问世之际，撰写这篇迟到的书评，不只是为了感恩，更多地是想借此梳理一下：应当向老师学点什么。

《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是杨祖陶先生于古稀之年继《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作者几十年来在德国古典哲学领域中默默耕耘、辛勤劳作的结晶和总结，它代表了作者迄今为止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在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界都是独树一帜的。这部长达42万字的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贯穿了作者一贯的主张：探讨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作者所做的这项工作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说和诠释，而是一项艰苦的学术创新，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这种成就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整体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的再认识和再把握上，作者鲜明地提出和概括了它所体现的两大内在精神，即：“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实践精神。这一见识凝结了先生数十年潜心钻研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体会，抓住了西方哲学的核心和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对当代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杨先生这一观点包含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价值。从理论上看，他指出了这两大精神源远流长，它们萌芽于西方哲学的开端——古希腊，但其真正的成熟和得到全面的论证却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这贯穿于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当中，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因此抓住了这两大内在精神也就抓住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正是在这种前后关系中，显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永恒价值，它所反映的恰恰是西方哲学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这种为真理而真理和为自由而自由的追求表面上远离人类的实际利益，但却最终会从根本上赐福于人类，这种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已为西方文明发展史所证明。

从现实上看，杨先生的这个观点也是针对时弊的有感而发，因为体现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这两大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和基因中所缺乏的，同时又是中国现实发展所必需的。我们一直强调向西方学习，然而表层的东西容易学，深层的东西却是不容易学的。什么是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深层次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和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学术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我们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甚至包括这一领域的某些有成就的学者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动摇，认为那是过去了的东西，过时了的东西，或者已经研究过了的东西。这成了中国的哲学学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误区和瓶颈，实际上古典哲学在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大学教学和研究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人深深懂得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割断历史，哲学是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的。其实真正进入到“古典”的哲学是不可能过时的，而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都要面对它，都要从中接续一种原创性的力量，并将其加以转换向前推进，这恰恰是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回顾性”的特点。我国21世纪西方哲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古典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如果不坚持这个方向不动摇，中国的哲学事业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杨先生正是从这个战略高度提出我国应当加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理由。他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十多年前提出来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愈来愈多的学者、青年员工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意义，并自觉地投身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来，已产生了不少具有真知卓见的学术成果，这是和杨先生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的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二、杨先生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上打破了以往主要停留在一般的述评和介绍上，而是深入到里面，从义理上下功夫，重在对哲学内部关系的打通，这种关系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并且将其落实到逻辑的环节上，这在老一辈学者当中是相当突出的。

杨先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第四代学人中杰出的代表，作为贺麟、郑昕、汤用彤、金岳霖、洪谦等先生的弟子，他继承、发扬了老一辈扎实严谨的学风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在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上用功之勤，是圈内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能根据文本，深入展开对其研究对象的内部发展规律和逻辑进程的艰苦探索和扎实分析，这相对那些“述而不作”的研究来说，需要花更大的气力、耐心和创造性，而这恰恰形成了杨先生一生治学的最重要的特点和风格，这一特点和风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尤其体现在第一编中这样一些重要的分析上：德国古典哲学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内在矛盾运动所展开的逻辑线索，以及它如何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条线的交织，以及它同西方现代哲学的深层联系等等，这些分析不少地方明显地高出国内许多同类著作的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关系的研究不仅和作者的其他许多探讨一样，颇见功力，而且它使本书将作者另一部力作《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观点和思想框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对国内重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关系方面所做出的新贡献。为了具体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下面不妨稍稍展开一下。

众所周知，杨先生主要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为专攻，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是重视的，而且自己也作了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不多，但所取得的成绩却不容忽视，本书中对“德国哲学革命进程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探讨至今在国内尚未见到如此深刻的论述。以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大多停留在一般的、外在的影响上，至于具体内容和深入的联系往往语焉不详或大而化之。一些研究现代哲学的学者对古典哲学有隔膜，一些研究古典哲学的学者对现代哲学很陌生，而杨先生却能真正深入到其内部将这个复杂的问题梳理得明明白白，让我们从一个重要的方面看到德国古典哲学是如何具体地和现代哲学发生联系的。这个课题是重大的，同时也是需要功夫的，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虽然以理性主义为主导，但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包含有非理性主义因素，黑格尔与叔本华尽管对立，但他们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却都来自于同一个母体——代表德国古典哲学之开端的康德哲学，并经过了同一的发育阶段或中间环节——费希特和谢林哲学。所以可以说，不仅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而且以叔本华为开端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是由近代理性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孕育出来的。杨先生对这一点的详尽分析，不仅深刻阐明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并非完全势不两立，而是有联系的，还指出这种联系又不是无差别的，它们之间有交叉、有重合，同时又是互补的。作者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揭示旨在引导人们重新达到对这两种类型哲学的正确理解。不仅如此，作者的视域十分开阔：这个论题向前一直追溯到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兹和休谟，向后不仅涉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与意志主义，而且还涵盖后来的整个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它所达到的理论深度，超过了国内许多大部头的著作，不能不让人感到钦佩。

三、本书除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体系总体把握方面有不少新知卓见外，还对其最重要的代表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些关键性的且具有很高难度的问题进行了探幽发微，如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构成、黑格尔逻辑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黑格尔关于认识论研究原则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等方面作者都提出了新的极有价值的理解，有些方面拿到国际德国古典哲学学界中也毫不逊色，曾受到过西方著名学者和同行的高度赞扬。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先生对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构成问题的探讨以及对黑格尔逻辑学中主体性的研究。我们知道，康德范畴的先验演绎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最困难的部分，但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因为它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第一批判的总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解决前提，所以康德在这个方面花了最大的气力。然而先验演绎的构成问题在康德本人那里并没有真正讲清楚，而是表现了某种犹豫、甚至前后不一致，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康德认为先验演绎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所组成，但在后来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简本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及《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却删掉了主观演绎，只保留了客观演绎，以致先验演绎的构成在康德那里前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其客观演绎又不能完全摆脱主观演绎这个前提或因素。这的确在康德那里是一个矛盾，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呢？杨先生既不是简单地依恁康德某一说法，也不是远离康德的文本作一种过度诠释或想当然的发挥，而是从康德的整体思想出发，紧扣文本，通过分析和对比进行一种创造性的重构，这种重构既是对康德思想的澄清，又力图保持与康德的文本相协调，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杨先生是在帮助康德将其未讲清楚的地方讲清楚，将其矛盾的地方加以化解，用康德来完善康德。具体来说，杨先生首先找到造成康德前后不一致、不清楚的内在原因，然后从康德思想中发掘出一种解决的可能性。为此，杨先生深入分析了康德先验演绎的构成及演变，探讨了范畴先验演绎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的构成理由，以及这两种演绎的区别，最后找到了它的逻辑内在的联系，揭示出了一个有机统一整体的“圆圈”关系。可见，这决不是一般的解说，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1]。在这个方面，杨先生虽然受到西方康德学说权威斯密的启发，但又指出了后者将康德的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视为彼此独立的误区以及所引起的矛盾。由于杨先生将两者看成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圆圈，前者的终点正是后者的起点，从而消除了这种矛盾。应当说，杨先生的解释比斯密的解释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使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它是对康德学术所作出的扎实的推进。这使我想起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在一次师弟的开题报告会上杨先生所说过的一句话：“你应当努力通过你的解释，让人们感觉到康德就如同你所说地那样在表述，而没有你的解释，这一切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此话在这个例子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至于杨先生对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探讨，首先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主体性是黑格尔著作普遍讨论的问题，但只是在其逻辑学中才得到了透彻的论述，因此，对其逻辑学的主体性概念研究有助于理解黑格尔的其他哲学领域中的主体性原则。从这一点出发，杨先生根据黑格尔对理念的理解，将以往中译本（《逻辑学》、《小逻辑》）中的“主观性”改译为“主体性”，并深入分析了黑格尔逻辑学中主体概念的发生史，探讨了作为主观概念的形式主体性、作为目的性的实在主体性以及作为理念的真实主体性及其联系和转化，从而勾勒出黑格尔逻辑学中主体性经过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环节由潜在到绝对的发展过程，向读者充分展示了黑格尔在一种抽象语言下所深刻揭示的人的主体性的丰富内涵，具有一种纲举目张的理论效果。

四、在方法上，杨先生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首先，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本书对辩证逻辑的熟练运用，这种运用始终坚持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而不是逻辑加历史，所以杨先生写的东西，没有一种强加的生硬感，能够真正体现出黑格尔所说的，方法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容的灵魂。国内虽然有不少人也谈论和使用这种方法，但能真正能做到如此自如、如此彻底、如此精到在这个领域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与之相关，杨先生始终坚持一种严谨、简明、朴实的表达风格，不跳跃，不跨越，环环相扣，始终追求清晰、明白，类似胡塞尔现象学那样要求每一步的明见性或明证性，最终要以一种过硬的理性力量、逻辑力量将思想“立”起来。

其次，杨先生强调，学者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研究对象的角度和眼光，正如“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一样，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体系的钥匙，历史上的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揭示[2]，杨先生着重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此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体现了这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且在现代解释学中可以找到深刻的根据，实际上它从一个方面涉及到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之间如何达到“同时性”的解释学辩证法。伽达默尔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先行的东西的意义是由后继的东西所决定的[3]。伽达默尔既是国际解释学大师，同时也是黑格尔领域的专家，曾担任过德国黑格尔学会的主席，著有《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解释学得益于黑格尔甚多，国外有学者称他是一个没有绝对精神、绝对知识的黑格尔主义者，他的解释学渗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而杨先生强调的这种方法与伽达默尔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他们的背后都有黑格尔的深刻影响。

最后，要提到的是，杨先生既有一种学术胆识和创新勇气，又善于打攻坚战，不避难就易、避重就轻。他始终秉持“务求其真”，“必得其新”的原则，而且特别善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抓住一些关键点集中突破，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条线，点和线达到有机的统一，所以杨先生这部著作处处有一种通透感，在他那里，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始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有一段评论别人的话，实际上正是他自己这种学术方法的真实写照：整体“是经过把握的、脉络清晰的、完全透明的、与对象相合的真实的整体，而不是混沌的、笼统的、不知其究竟的整体表象，也只有这样达到的本质才是贯穿在诸细节中照亮多个细节的本质，而不是漂浮在细节之外不知所云的所谓本质”[4]，杨先生就是这样使研究对象的整体和部分同时“被照亮”的。这无论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还是在这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中，读者都能处处感觉得到，即便从修辞学与解释学的关系上，我们也能从里面领悟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杨祖陶先生这部学术专著所取得的成就在当代中国学界显得相当突出，不少内容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目前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及其深入和思想的过硬程度来讲，国内很少有人能真正与之比肩，同《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样，《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可视为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标杆之作，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老员工、研究生学习、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必读的参考书，有着极好的口碑。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多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杨先生精于思考，慎于发表，这部朴实无华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与德意志民族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学术传统相通，以及哲学家“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5]的那种精神境界和骨子里头的硬气，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