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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李贤中教授来公司讲授“思想单位”方法论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4-07

本网讯(通讯员:吕威、黄宁园)2019年4月2日至3日,台湾大学文学院副经理、哲学系专职教授李贤中教授在yl23455永利官网B214报告厅举行了题为“中国哲学方法与‘思想单位’”系列讲座。此次讲座共分为两场,公司相关研究方向的老师以及院内外50余名硕士生、本科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第一场讲座主题是“从名辨观点与‘思想单位’看儒墨的论辩”,由经理吴根友教授主持。

李教授首先以《庄子·天下》篇中的名辨观点“指不至,至不绝”讲起,指出名辨观点发展到公孙龙则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以说明认识的永无止境和不断发展。

接着,李教授从名辨的角度具体对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和兼爱观点进行比较,指出儒墨两家爱的施展范围、动力来源、方法与评价以及要求都不相同,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他的“思想单位”方法论,来对先秦儒墨伦理结构进行解析。他认为,人类的对世界的认知可分为实在界、表达界和思想界,三者各不相同又互有重合。这三者进入到人的认知领域则对应为认知境遇、思维情景和思想单位。而思想单位正是处理哲学问题所依赖的基本单位。思想单位的形成过程包括情境构作、情境处理、情境融合三个阶段,其内涵要件则包括五个问题,即“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要怎样”。对应而言,前两个问题属于情境构作层,后三个问题属于情境处理层,到情境融合层则追求前后问答的一致性与相容性。

随后,李教授以孟子和荀子为例说明人性论的思想单位,以孔孟和墨子为例说明伦理原则的思想单位,并通过对比举例发现,各家在这五个问题方面均采取了不同的视角,他指出,“名”(即名称)具有指涉性、约定性、界定性和互动性、增长性和含糊性。因此,从名辨的角度观察各家论辩,我们了解到,各家学派的学说和主张都有两个面向,一是“至不绝”的“至”,二是“指不至”的“至”,表明认识的困难和永恒。正是这种不绝和不至,也是今日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推进发展的潜力所在。

第二场讲座4月3日晚上7点开始,主题是“从‘思想单位’论创造性诠释方法”。讲座由中国哲学教研室储昭华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李贤中教授以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为引子,指出哲学的发展包括文本意义的理解、理论建构、比较与评价及创造性思考四个方面。接着,李教授分析了傅伟勋的“五谓”诠释法,即实谓(原典实际说什么)、意谓(作者想表达什么)、蕴谓(原作者可能要说什么)、当谓(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什么)、创谓(原作者现在会说什么)。针对香港中文大学刘昌元教授提出“两谓”即意谓和蕴谓就够,李教授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它三谓亦属于诠释范围。

李教授从他所创造的“思想单位”出发,指出所谓创造性诠释,包括赋予原有概念新的意义、对原文处理问题提出不同答案、从原文诠释脉络找出新问题以及诠释成果需具有一致性。而创造性诠释之所以可能的要素,是以思想单位中的情境构作(“有”之扩充、“是”之深化)和情境处理(因果关系推广、预期转变、“意向”差异)为解析参照。随后李教授分别以《易经》、《墨子》、《孟子》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具体诠释。最后,李教授总结指出,在创造性诠释过程中,从“意谓”开始,经“蕴谓”、“当谓”乃至“创谓”,都必须运用“理论重构”的方法,理论由各个思想单位构成,各个思想单位有其本身的结构,即:情境构作、情境处理和情境融合三层次。思想单位亦包括关联性问题群,即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要怎样等等。

李贤中教授浸润先秦名辨、墨家和中国哲学方法论多年,创造性提出“思想单位”研究方法,已成一家之言。此次系列讲座由吴根友经理主导邀请,为77779193永利学子带来与以往不同的哲学研究方法,使得大家耳目一新,对思想的展开过程和创造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两场讲座都设置有交流互动环节,来自不同学院的听众针对方法论诠释的有效性、形而上学的创新、哲学与信仰之关系等问题向李教授或请教或质疑或赞赏,李教授都予以耐心回答。

(图片提供:吕威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