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澳大利亚John 0zolins教授应邀来公司讲授为期三周的《中世纪形而上学与先秦儒家比较》课程。

John教授的讲课包括三部分，涉及的是Thomas Aquinas和孔子及其传统在美德方面的比较，都强调实践美德是一个人在自我完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这次讲学的基调，但是在如何获得美德，以及获得什么样的美德，Aquinas和孔子是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着很大的相似，这是这种相似使得二者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也是东西方在古典教育方面的一致，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也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John首先概括了Aquinas强调的美德，是沿袭Aristotle的节制、智慧、勇敢和公义，再加上信、望、爱神学三美德。当然Aquinas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上帝，这是在讨论上述古典四美德之后Aquinas的结论。而Aquinas和Aristotle的区别并非仅仅是多出了信、望、爱神学三美德，更是将人类的道德追求由现实追求上升到一种本体论的高度，这才是Aquinas超出Aristotle的独特之处，它的基础当然是Aquinas对于创造的理解，Aquinas认为创造其实就是受造物对于创造者的形而上学的依赖，若没有这种依赖，受造物不可能持续存在，所以人类的最终目的将会是与创造者，也就是God的合一。但是这并不是Aquinas伦理学的出发点，而是归宿。Aquinas首先是沿袭的Aristotle的四美德，而这四美德（节制、智慧、勇敢和公义）分别是和孔子的仁、义、礼、智有差别对应，后面将会作分析，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这种对比何以可能，或者是这种对比的基础的合理性。如果对比的基础都是有问题的，这种对比也就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Aquinas首先是天主教神学家，其次是哲学家，当然，不同问题上这两种身份排序会有差别，但是无论是神学意义上的还是哲学意义上的，在孔子时代都是没有的，而John借助的是人类普世价值和实践伦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无论是什么人，追求善、避开恶（或者是追求对自己有理的）总是他们的行动原则，这正是Aquinas沿袭Aristotle传统的伦理学出发点，Aristotle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已经充分阐释，Aquinas与Aristotle的区别是追求目的不一样，Aristotle总是放在四因说的框架之中，而善则是一切行动的目的因，这个目的因在Aquinas那里则是God，上帝。这就突出了四美德中的智慧，因为智慧就是要辨别真伪真理，上帝才是真正的真理。所有人追求善、避免恶，这是Aquinas伦理学第一原则，这就是人类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无法否认的，Plato曾经也持有这一论点，Plato认为那些作恶的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善是对自己有利的，没有人会拒绝对自己有利的而做对自己有害的。这也是Aquinas和孔子所遵循的路线，所以教育（或者教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Aquinas得智慧美德和孔子的“智”如出一辙，就是要区分正确的和错误，而不同的是Aquinas强调的智慧是认识真理（上帝），但是孔子的智慧是中庸之道，知道是非，并且可以采取合适的措施。这是二者理论背景不同，而John认为Aquinas和孔子之间的比较应该从普世价值出发，而不是从神学角度，是一种中立态度，并不是用其中一种理论去评价另一种，而是要找到二者交流的平台，这就是人们都追求善这一普世价值合行动原则。所以Aquinas和孔子儒学的比较应该是实践意义上，或者是着重在四美德（节制、智慧、勇敢和公义）同“仁、义、礼、智”之间的对比上。四美德的基础是智慧，在John看来，孔子也是这样的，智慧区分什么时候该勇敢，知道如何节制。在公义问题上稍微有些区别，Aquinas的公义是指给予别人应该得到的，但是孔子那里的是指采取适当措施，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江湖义气的“义”，这里的“公义”和“义”与中庸之道的“中”更为接近，智慧当然就是基础了，因为智慧要来评判什么是合适的，在孔子那里“智”很重要，但不是最终目的，“仁”才是。人得最终目标是成为仁者，“礼”是“仁”的承载。Aquinas四美德和孔子的四美德本质上来讲其实一致的，都是以智慧为基础，寻求一种合适的行动方式，以善为出发点，在社会关系中才可以习得，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实践意义上这二者没有出入，只不过是在宗教层面他们的追求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见John强调的是人在社会层面的自我完成是要依靠和他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实践伦理。

而且Aquinas和孔子都是强调美德是可以习得的，这就突出了教育在获得美德中的重要性。这就引出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Aquinas的知识论和孔子及儒学传统对于教育的理解。这二者因为背景区别、探讨对象和探讨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作为两个部分，但是这二者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在实践层面达到的是相同的目的，就是善作为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要通过美德完成的，但是获得美德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更多在实践层面，也就是说有了善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实践伦理层面Aquinas和孔子是一致的。

Aquinas的知识论开始于教授是否成为可能，或者是我们怎么才能学习我们不知道的知识。我们知道的不用学习，我们不知道的学习也不会获得，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这是个古老的悖论，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寻找解决方式，Plato的回忆说、奥古斯丁的光照论、人类共同理智、白板说等等，这些都是Aquinas没有采取的，阿奎那认为知识不可能是先在于我们之中的，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努力我们就可以获得美德。Aquinas认为人是肉体和灵魂的合一，肉体保证了我们对于感性世界的感知，灵魂则是理性部分，是对感性知识的重组，所以Aquinas所持的观点其实是特殊理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智，而这种理智获得知识的出发点是已经存在的知识，这和Aristotle在《后分析篇》开头所讲的观点一致：所以的知识和学习都是从已有的知识开始。我们就是从这些知识开始，利用我们的感性和理智获得知识。但是知识也是分两种的：永恒知识（Uncreated Wisdom）和科学知识（Created Wisdom），永恒知识是对于上帝的知识，使我们没有办法习得的，是要通过上帝的恩赐（启示）才可以窥见的，我们人类所具有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但是这二者都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一旦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知识。我们的学习又是何以可能呢？学习的对象是科学知识，这要求老师在这方面做的比员工好，在知识储备这一方面，而员工也应该信赖老师，在这点上。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同样的老师和教授课程，但是员工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学习并不是一致的，这就是Aquinas强调的我们个人的特殊理智。所有的学习都是从感性材料开始，因为我们人类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所以肉体保证了这个条件，进而根据特殊理智我们重构自己的知识，这方面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区别所在，这也解决了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知识既然是不可改变的，为什么我们习得的是不一样的，知识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不是这样的，相反，我们千差万别。特殊理智又是怎么运作的呢？Aquinas认为老师为员工提供的其实是知识对象，也就是我们要探寻的对象，知识已经暗含在其中，知识是不可改变的，这个对象首先肯定是感觉材料可以处理的，进而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殊理智获得知识，并且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这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要借助上帝的光照，知识就在那里，就像躲在阴暗的影子里，需要上帝的光照我们的学习才有可能。这是Aquinas独特的认识论，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一方面坚持了知识的不可改变性，另外一方面处理了我们理解的多样性，并且这些都限制在科学知识，至于科学知识的条件，Aquinas在对Aristotle的诸多注解（例如对《形而上学》、《后分析篇》的评注）中已经阐述了。Aquinas的认知模式是独特的，严格遵循了自己的“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这一观点，肉体从感觉材料出发，为特殊理智提供认识对象，借助光照，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老师在学习中可以做的仅仅是提供学习材料，至于教授，其实是上帝的工作，所以知识的教授主体并不是老师，员工也不可能靠自己就可以独立学习。老师方面的话对于教育应该有激情，要爱自己的事业，实际上这也是神学美德的要求，所以在实践方面神学美德其实是和孔子的实践美德有可比较的地方。在实践方面，Aquinas坚持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所以人也应该是按照灵魂的要求来行动，实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知行合一，这不用解释，在道德伦理领域就是新儒家传统，Aquinas着重强调在实际行为之中我们对于美德的获得并不是简单的语词上的，而应该是在实践中去获得，即使这可能像知识一样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忘记，但这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这和儒家达到了高度的吻合。

孔子对于美德的观念我们就很熟悉了，孔子首先是要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君子和小人，将小人的德行放到君子的德行上面，只能是失败的，教育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更重要的是孔子强调的是更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美德，孔子是强调家庭和社会伦理，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美德，而人的实现是在政治生活中，但是政治生活仅仅是家庭生活的缩影，君臣关系就像父子关系，而承载这一切的“礼”和“乐”，所以“礼”和“乐”的背后一定要有“仁”，或者说遵循“礼”和“乐”就是为了不断达到仁的境界，所以孔子更多的是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而之后的孟子则是大力发展了孔子的理论，设定了人性是善的，还具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之端，更多的是将儒学引向了形而上学的发展道路。孟子认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人具有的，只是我们没有遵循它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求放心”，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的。而荀子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他设定的是性恶，其实孟荀二人是设立的出发点不同，区别没有我们看到的字面意义上的那么大。但是他们无一不是从现实层面出发，要求我们要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这个意义上来讲，John认为“德”其实不是我们内在的，而是“仁”的一种约束力，是一种要求，不是内在自觉的。新儒家对孔子理论的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的。虽然朱熹的贡献后来被用来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四书》也成为了僵死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但是朱熹本人的贡献不在这里。首先朱熹认为员工读的书不在多，而在精，所以有了他的《四书集注》，背诵对于员工来说是有益的，这可以为员工提供反思材料，而且员工不断反思也可以看到字面之下的多层含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和Aquinas的特殊理智是有吻合的地方，老师提供的是学习材料，员工就是依靠自己的特殊理智学习，最终有了自己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也将会是千差万别的。朱熹同时也将儒家上升到了本体论的方面，就是着重强调“理”，所以也称为理学。而朱熹在实践层面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书院制推向了顶点。书院里面员工相互学习，John教授认为就是在书院里面员工的这种互相学习就是在处理一种相互关系，这个和Aquinas强调社会关系是一样的。

Aquinas和孔子及儒家传统的比较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只能概括阐述一下Jānis (John) T. Ozoliņš教授阐释的思路，具体比较在他的课堂上也是比较有趣的。Aquinas和孔子以及儒家传统的比较更多的在实践层面，但是这种实际层面其实也涉及了道德的内在层面，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按照Aquinas或者孔子说的字面意思做我们就可以获得德行，这是他们二者都反对的，虽然Aquinas比较而言是材料主义（外在的佐证），但是这并不是说，或者并不能削弱道德要求的内在性。他们都强调在日程生活中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美德，而且美德的获得也不是一劳永逸的。Aquinas和孔子以及儒家传统在实践层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比较的。（魏亚飞）